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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蔺的博客

 
 
 

日志

 
 

推进现代慈善该不该高调?  

2011-04-28 09:58: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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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标最近又成了热点话题,先是被媒体质疑诈捐,后是无缘“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今天我所负责的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光明日报《大视野》版观察专栏刊发了本报记者王斯敏独家专访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的文章《推进现代慈善该不该高调?》,对陈光标的行为进行了深入解读。王振耀搞了多年慈善,他说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推进现代慈善该不该高调?

——访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28日   05 版)
推进现代慈善该不该高调? - 蔺玉红 - 小蔺的博客

    ●现代慈善既是规范、透明、公正的,也一定是高调、个性、多样化的。

    ●慈善是一种社会修养,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建设,提倡的是以善促善。

    ●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非常可怕的,是对善的摧毁。

    ●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之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 

——王振耀

    4月26日,陈光标无缘“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中国首善”称号花落别家。就在此前3天,两家媒体质疑其“捐款掺水”,迅速引发争议。镜头拉回三年前:2008年汶川地震后,亲赴灾区捐赠救灾,当选全国抗震救灾模范;10年来慈善捐赠累计突破8.1亿元,被称为“中国首善”;2010年,成为中国响应“裸捐”第一人;2011年3月,组织12人的慈善团队赴日地震灾区救援……回顾近年来陈光标慈善路途中的每个节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个人的成败得失、真伪高下,更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如何良性发展的沉重叩问。在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王振耀看来,中国要走上“现代慈善”的良性发展之路,观念的转变、心态的准备、组织的成长,都亟须跟进。

    现代慈善一定是高调的、个性的,不能停留在“自做自知”的传统阶段

    记者:很多人认为,陈光标此次遭受质疑,最主要的诱因是他平素捐赠与劝捐的“高调”。您如何看待他的“高调慈善”?

    王振耀:这件事给了我很大震动。我没有想到,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现代慈善制度如此缺乏理解和思想准备。现代慈善既是规范、透明、公正的,也一定是高调、个性、多样化的。就此看来,中国走向现代慈善制度,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高调慈善,我在美国求学时就深有体会——平时总受到各种各样的公开劝捐,教会时常来找你,各种税收政策也给你压力等等。体制时刻引导你行善,社会舆论时刻催促你行善。而在国内,大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也没有做好被“劝捐”的准备。大家都说陈光标高调,我想问,他的“调门”和比尔·盖茨比,高了多少呢?盖茨在美国大张旗鼓向40位巨富挑战,要他们签下“裸捐”承诺,还把慈善晚宴开到了中国、印度,甚至欧洲。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中国企业家身上,大家又会怎么看他?

    所以说,中国对现代慈善的制度设计和深层文化还缺乏理解。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慈善观念上——小额慈善、低调慈善、大众化的、排斥个性的慈善。但这样怎么能推动慈善前进呢?不能再默默地、像做亏心事一样地捐款了!这样做慈善,势必做不大,既给不了捐赠者精神回报,更产生不了广泛的带动效应。

    记者:可是现在有一种观点:企业家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就是最大的慈善。这个论调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富豪心中是有市场的。

    王振耀:这完全是混淆概念,与慈善的本意偏离甚远。做好企业,标志是赚钱,而做慈善的标志是给予,两者怎么能画上等号呢?做好企业,为社会创造了税收、扩大了就业,这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应尽的义务,离慈善还很远。如果真的“做好企业就是最大的慈善”,那么盖茨为做慈善放弃了企业,岂不是犯了背叛慈善的罪?

    企业家们必须明白: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是合理的,也是做好慈善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以此代替慈善,甚至否定其他慈善行为。洛克菲勒家族、福特家族、卡内基家族等,都是既做好了企业,又热衷于建基金会、做慈善,这是两回事,可以并行不悖,但不能相互取代。

    对待慈善家不能像质问考了95分的孩子——为什么那5分没拿到呀?要看到他为95分付出的努力

    记者:陈光标说,自己如果“倒下”,会让更多企业家畏惧慈善。您怎么看?在“拷问”和“宽容”之间,社会公众应该怎样选择?

    王振耀:的确,我这两天已经接到了很多这样的电话。企业家们问我:我们都有缺点,都有不够规范的地方。现在舆论如此,我们还能涉足慈善吗?我很担忧。这件事关涉的不只是一个陈光标,最重要的也已经不是捐赠数额,而是一种社会心态对慈善的冲击。

    我们要看到,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现象,但这绝不仅是企业家自身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投身慈善,我们怎么办?与其深挖猛打,不如宽容和欣赏。我们宽容了自己,宽容了时代,宽容了发展的阵痛,为什么就不能宽容想做善事的企业家呢?

    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多一点宽容,多一点赞赏,社会才能真的和谐;只有慈善社会,才能避免旧时代的“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现在有些富豪走在前列了,我们应该对他们持赞赏、鼓励、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用传统的观念,要求他们是毫无瑕疵的完人,并在接受捐助的同时,深挖他们财富积累中每一桶金的罪恶,甚至无中生有、猜疑腹诽。

    因此,我希望舆论界都来关注这件事,讨论这件事。慈善是全社会的事业,现在政府已经不断调整政策,向先进的管理模式学习了,我们民间社会更有必要深入思考,不是坐下来凭感觉说老话,而是齐心做好现代慈善理念的培养和传播,让主流价值占主导地位。

    记者:宽容是不是有这层意思:小节上不完美,不等于前功尽弃。谁都不是一开始就会做慈善的,现代慈善家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民众去宽容,去等待?

    王振耀:对。就拿陈光标来说,这次他去日本发放善款,日本人告诉他:你捐钱要装进信封,不要直接把现金拿手上,以免伤害民众自尊。陈光标还说自己“学到了”。这就是细节上的学习与成长。

    个人尚且如此,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要给慈善家学习的空间和氛围。我们对待慈善家,不能像教育孩子那样,考了95分了,回家来不表扬,只是质问:为什么那5分没拿到呀?慈善是一种社会修养,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建设,提倡的是以善促善。陈光标的行为,其实是在现代慈善的探索上走在了前面。我们不适应,有他的问题,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陈光标和我们都需要调整,而且可能他需要调整的是小的,我们这些埋怨陈光标的人,需要调整的程度更大。

    我一直认为,全社会在“惩恶”的同时,更要“扬善”。我们现在的扬善机制很不够,大家的眼光都盯在惩恶上面,这与市场经济条件很不适应。天天拿着放大镜挑他人之恶,自己的心态也容易扭曲。如果不允许一个有缺点的慈善家存在,一味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极端的、恶的心态去猜想他、压制他,是非常可怕的,是对善的摧毁。

    记者:有人说,陈光标借首善之名给自己的公司揽工程,您怎么看待慈善与促进生意之间的关系,这种“回报”是正当的吗?

    王振耀:企业家做慈善,一般有两个明显的收效:一个是短期内使企业的发展更顺畅,一个是长期内能产生非常好的企业精神,使企业成为百年老店。这是很正常的。在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而我们呢?“富不过三代”的老说法,到今天已经被“富二代”严重挑战了。为什么?没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和感恩意识。拿几百万、几千万元来教育孩子守好家业,还不如从小培养他做慈善、有善心、有长远眼光。做慈善不是单纯消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利己利人。中国经济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了,最新消息,在全世界富豪榜上的排名也已升至第二。这么多巨富出现了,如何尽快化解贫富矛盾?如果缺乏慈善,那这种社会建设的成本一定是非常高昂的。

    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慈善组织需跟进转型

    记者:慈善也离不开监管。陈光标一直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更多是依靠道德自律。对于企业家捐赠,如何做到适度监管?

    王振耀:监管是必须的,毫无疑问要守住底线——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慈善招摇撞骗、沽名钓誉。但我们必须走现代慈善语境下的监管道路。

    现实地说,我国对基金会的监管制度比国外严格。每年要求基金会花出去的基金,国外是5%,我们达到了8%;我们对基金会成员工资水平有限制,不准有高工资;我们实施严格审计等等。在杜绝基金会坑蒙拐骗方面,我们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在透明度方面,我们对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都提出要求,这也比国外严格。因此,现在基金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不作为。国外恰恰相反,你可以有高工资,但你必须做事。不是说监管得大家都不作为、不犯错,就好了,现在中国慈善的当务之急是让基金会多建立,迅速地运转起来,多做实事,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可见,监管体制也是要随着慈善事业发展而不断成长的。

    记者:政府积极调整政策,企业家逐渐改变观念,那么,慈善组织又该如何作为呢?我们看到,陈光标更愿意直接捐助给灾区民众,新当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以对基金会的“苛刻要求”著称,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慈善机构的不足?

    王振耀:慈善组织的机构建设、透明度、项目展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等,都还不够。这次陈光标遭受质疑,很多与之相关的慈善机构没有及时出面说明事实,这很不正常,也很不规范。对成熟的基金会而言,这种危机时刻,是与慈善家们共同进退的好机会,也是自己的业务职责——你收了企业家的捐款,面临质疑应该主动站出来作出证明,而不是让其自证清白。更何况,正是有些基金会工作不严密、不透明,才给社会公众造成了误解,绝非“事不关己”。所以,慈善组织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运作,不要因为我们工作的不周到,损伤企业家的捐赠热情。

    记者:您理想中的“慈善中国”,是怎样一幅图景?

    王振耀: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就10个字:做现代慈善,向国际看齐。我对“慈善中国”的期望,有具体的指标:去年全国年度捐赠额是700亿元,我认为,今后短时期内,应该快速超过每年1000亿元,向2000亿元迈进。中国理想的年度慈善捐赠额应该是几千亿元,同时,慈善组织能承担多项社会服务,支撑整个社会服务业,产生出上万家基金会,过百万家社会服务组织,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再下一步,随着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慈善家要准备走到国际社会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抱负。一个崛起的中国,应该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善意。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慈善心态”,以更宽阔的胸怀、更前瞻的眼光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本报记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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